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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娱乐艺术来到乡村到底有什么用?——策展人王东专访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9-08-30 08:24:59    文字:【】【】【

  鹿鼎娱乐近年来,学界和艺术界围绕着艺术乡建产生了各种活动和讨论。王东,何香凝美术馆青年策展人,在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主修的是“博物馆学、策展与观众”。他对于博物馆学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有着更为国际化的策展理念。他质疑当前艺术乡建中嘉年华式的狂欢,更关注艺术社会性与艺术性的互动关系。在本届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节的驻地艺术创作环节,他邀请了来自香港的梁美萍和新加坡的陈赛华冠。他们的作品没有夸张的形式感,而是“更强调自身的现代性转化后所形成的在地性表现,是隆里这座远隔城市喧嚣的历史古城的声音,是隐匿于我们视野之下蛰居的声音”。艺术作品的意蕴也传达出王东策展的理念。在接受艺术中国记者采访中,王东谈到了乡村在地性创作理念和对乡建社会性的很多思考。

  艺术中国:王东,你好。作为一名对美术馆系统资深的策展人,你怎么产生了对乡村艺术项目的兴趣?

  王东:作为一名在官方美术馆从业近十年的策展人,我一直觉得对于当代艺术的态度一定是要持有足够大的格局,并拥有开放与包容的胸怀,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某一个展览、艺术家、地域或者学科的关注与研究。当代艺术自身的“跨界”特质,也促使我不断思考艺术应该如何逃离美术馆这个白盒子的殿堂。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抹杀美术馆在建构美术史方面的重要意义,而是希望通过艺术介入不同的学科、文化语境碰撞出新的火花。从个人的兴趣和工作的实际情况两方面来说。我本身的性格就比较外向,也喜欢多元。我觉得做当代这块就一定要去触碰不同的东西,敢于尝试不同的领域。当代艺术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跨界”。所谓的“跨界”不是为了“跨”而跨,而是基于对艺术美学本体论的重新思考。我们回溯西方艺术发展史会发现,艺术经历了对于绘画主题、绘画技巧、绘画方式等诸多不同的阶段。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到立体派、印象派,再到达达、波普和当代艺术。艺术关注的问题与其自身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在发生不断的变化。此次“隆里第二届新媒体艺术节”的呈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新的对话机会。即,艺术在中国现实文化语境中发展所面临的的问题。艺术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也是其自身在不断地探索,扩大自己外延的过程。中国美术馆如火如荼地展览制造狂热盛景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艺术生态?艺术作品脱离开美术馆的“仪式化”空间在乡村的存在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都是我一直感兴趣和关注的问题。其实,对于“艺术介入乡村”话题的关注,是对美术馆空间内艺术策展的另一个角度的反观。

  王东:2016年的“首届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节”,我负责策划了其中一个名为“无影之影”的影像单元。当时在策展初期还是做了很多的调研,因为很多作品在脱离开美术馆的白盒子语境之后就失去了原有的视觉张力。换句话来说,隆里古镇自身民居的建筑及空间布局很容易将作品吃掉。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如果选择艺术家与作品,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

  艺术中国:总策展人爱默杨老师比较看中你哪方面的资质?你在策展时更关注哪些问题?

  王东:最早和爱默杨老师沟通是,他觉得我在机构里做了很多年,而且一直从事国内外艺术展览的策划与交流,因此国际艺术家的资源会丰富,策展的思维与方式也会更加国际化。去年第一届艺术节没有驻地计划,后来我和爱默样老师就提出来还是要有一个驻地计划。这样,就可以避免“艺术介入乡村”这类艺术项目的嘉年华式的狂欢。对我而言,作为策展人,跟艺术家一样不能太局限。论坛当天有学者提到策展人身份的多元化,既是策展人,又是艺术家,还是评论家,更是空间负责人等等。我以为,身份的多元化不等于主体的缺失。如同艺术家创作一般,艺术家有一根创作主线,然后去做不同的作品。策展于我而言,也如同艺术创作一样。但这种创作,我更我希望或者说更强调探讨的是艺术的“社会性”问题。

  王东:我觉得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受众不同。在白盒子系统里策划的展览更多是服务城市里的观众,那些处在当代城市文化建构语境之内的个体。而在乡村语境内的策划面向的更多是当地的村民,那些还在为生计过活而奋力拼搏的人们。对于白盒子内的展览而言,城市里的观众已经逐渐被“规训”并形成了一种“观看”的习惯与标准。他们经历过那种从不懂到懵懂到装懂的历程,并逐步建立属于自身的艺术价值体系,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然而,这样一种看似不断完善其自身合法性的“城市”系统,在移植至乡村之后呢?之前观众在美术馆内膜拜艺术,拍照,留影,并逐渐发展成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到美术馆更多时候注重的是美术馆空间与作品合力塑造出的“拍照”空间,比如某一个被涂成不同鲜丽颜色的空间。他们都在那拍啊拍,但实际上绚丽空间本身并不成为作品本身。我认为当美术馆挖空心思想去营造展览氛围的时候,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好的展陈设计更能凸显作品的力量,但这种展陈设计的烘托是真正地把作品含义突出了还是削弱了,是否存在喧宾夺主的现象呢?可能在白盒子的过程中,这个作品放在那儿,它自身的力量会更重要。但是在在地性艺术介入乡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艺术真正面临的已经不是单单地像美术馆那种学术的对于艺术作品与空间极其自身意义的制造与哲学上的思考,而是面临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艺术到底有什么用?坦率地讲,对于乡村语境下的老百姓来说,通过展览吸引人群而带来的经济收入远远大于展览自身的美学意义。

  艺术中国:你非常关注美术馆收藏的系统性和观众的互动性,你认为在乡村举办的艺术展如何体现这些特点?

  王东:此次的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节邀请了国外近十位的艺术家进行驻地创作,并将他们的创作永久留在隆里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以艺术驻村的方式进行艺术在地创作不仅实现了作品的收藏,也被视为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对隆里本土历史、文化反思的一种视觉上的呈现。在我看来,此次艺术节中的作品中的互动性,并不强调作品自身艺术形态上与观众间物理性的互动,而更强调作品自身的现代性转化后所形成的在地性表现。例如,新加坡艺术家陈赛华冠的作品《聆听》就非常巧妙地结合了当地村民唱山歌的元素。村民身体内的音乐基因在艺术家的引导下通过作品被释放出来,而这种释放也从另一个层面向所有的观众传递一个信号:聆听。这种聆听是每位与作品互动的观众自己内心的声音,是隆里这座远隔城市喧嚣的历史古城的声音,更是我们每个人对于隐匿于我们视野之下的蛰居的声音。当然,植根于乡村语境下的艺术创作、展示、收藏与传播既需要当地政府的持续支持,也需要驻地计划的长期坚守,唯有持之以恒,方能显示出艺术独有的力量。

  王东:其实“在地性”是全球化语境中大家为寻找自我身份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它更强调作品与其所处文化脉络间的紧密联系与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属性。谈及作品的在地性问题,我比较看重作品的唯一性。即,它和周围空间、环境的紧密关系。此次艺术季中的香港艺术家梁美萍的作品《无声之声》,依托于隆里老宅的瓦片开启了一场探索隆里古城寂静之声的奇妙旅行。这件作品英文名为《The Sound of Silence》,直译为寂静的声音。寂静是隆里这样一座古城固有的文化属性,而当下“艺术介入乡村”的种种计划均以火爆、喧闹为特点,试图用艺术点燃乡村。这种城市化逻辑背后的初衷是美好的,艺术家梁美萍也正是来自于拥挤、喧闹的香港,这样一座国际化的都市。在梁美萍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悖论式的美学体验。这种体验需要我们每一位来隆里的观众都扪心自问:我为什么来隆里?是为它自然怡心的片刻静谧而来,还是为了那份异域风情中的都市化喧嚣?带着这样的自我思索,每一片古城内的瓦片都以一种“反”宣泄的低哑之声叩问着每一个与它邂逅、倾听它窃窃耳语的心灵。这样一件取材于隆里古宅,植根于隆里历史,在山风中轻播瓦音的装置作品,可以说是我以为的作品的在地性的完美呈现。

  艺术中国:自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声名鹊起后,近几年中国各地都在仿效做当代艺术节,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王东: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很有影响力,但现在也做得商业化了。中国现在也有很多类似的项目和计划在各地进行着,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首先,对于艺术家而言,一种新的创作语境无疑会激发他们更多的奇思妙想,并以其擅长的艺术语言加以转化。其次,对于策展人而言,常态化的白盒子策展方法论在乡村语境中被重新解构,一种新的策展挑战与机遇摆在了每一位策展人的面前。再次,对于乡村本土的观众而言,一种从天而降的艺术盛宴虽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倍显突兀,但却同时令他们跳脱出了城市语境内观众所经历的程式化的审美“规训”。中国现在有一个问题,第一个这样做的会很有效果,后面再做,大家可能就视觉疲劳了。你做一届又一届,其实是在重复地留不同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所以,在未来的“艺术介入乡村”计划中,以研究为导向的驻地创作将会成为未来的一种可持续性的趋势与导向。

  艺术中国:近年来城市艺术家到乡村举办当代艺术节成为热潮,那么你认为未来还有什么可能性?

  王东:喜新厌旧是人性中不可逃避的一个特点,人在一个环境待久了,就想换一个新的。艺术也是这样,在美术馆做多了,该做的都玩过了,那以后可能就要慢慢走入乡村。以后乡村做多了,可能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雕塑和驻地计划了,那就可能又回归到城市或者另外一个介于乡村与城市间的异度空间。这种空间很可能寄生于城市内部,例如城乡结合部。总之语境的不断转换,其实是一个万能公式。不同的艺术家到了不同的语境,肯定强调在地性对于环境的反应。这种反应最终呈现的是艺术家的作品和他对新语境的思考。国内乡村艺术节的火热化虽然更多的还是一种节庆式的狂欢,但也无疑为艺术节所在地的文化旅游与艺术产业打了一针兴奋剂。这支针剂的亢奋作用可能会随着时间慢慢退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亢奋背后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对于乡村的关注与思考。而乡村建设的问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有其非常独特的现实针对性与重要性。

  艺术中国:刚才你谈到艺术的社会性问题,你认同以“艺术的方式拯救乡村文化”这样的说法吗?

  王东:我不太同意艺术要拯救乡村文化的说法。我觉得乡村文化本身没有问题,乡村文化跟城市文化是两个系统。《庄子.秋水》中曾这样说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其实每个系统有自己的玩法和规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实例作为对比揭示出了在城市与乡村的互望中,武断地认为乡村中被诟病的”愚“并非明智之举。乡村自身的文化、习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并非城市的一厢情愿或居高临下的救赎姿态所能囊括与诠释的。坦率地讲,很多艺术作品对于这些村民意义不是特别大。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人们还在为自己最基本的生计考虑时,刻意地给他们灌心灵鸡汤或喂食精神鸦片无疑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佯装之举。就像现在我们都觉得住古宅好,木房子好。可是对于当地那些住了一辈子的村民来说,继续住在这样的房间中就是一种煎熬。在采访当地村民时,有人曾说:“你们都说我们的房子好,需要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不能拆。你们觉得好,你们来住呀,我们去住你们城里的房。咱们换,好不好?“我想,当面对这样一番发自肺腑而质朴的谈话之后,没有几个城里人敢说”好,我和你换“。因此,我觉得由”艺术介入乡村“所来的的商业、文化等机会,是一场城市与乡村间平等的对话。这种不同文化逻辑下的对视是必要的,也是各自系统继续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所在,并不存在谁拯救谁,二者本就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王东:正是由于语境的不同,导致了受众群体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又把艺术带回了最本真的思考:艺术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它能带给乡村哪些东西?我们来到乡村很high,我们在隆里做了一个展览。其实我们有一种救赎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我看院里几个阿姨给我们扫地,我也会用田野考察的方式去采访她们在这里的工作情况。这些阿姨自述是临时抽调过来的,每天费用是一百块钱。本届艺术节的成功举办为当地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和她们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据她们所言,无论古镇再怎样发展文化旅游,对于年迈的她们,并无一技之长,也不会开餐馆。当地再怎么开发,她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实惠,山上的寨子还有更加困难的乡民。她们认为,解决这一切最为有效的方式是建工厂,因为这样就可以去工厂打工,解决自己的生计。所以,在未来的艺术节的举办过程中,如何有效的以艺术为纽带撬动相关乡建领域的资源抑或将视为策展人未来纳入思考的问题。

  艺术中国:我感觉到艺术带给村民的作用可能是有它的边界的,它毕竟是比较单一的手段。

  王东:对,这一点我认同。我觉得艺术并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说得坦率一点,如果艺术真的能解决他们就业的问题,那就成了乡建了。艺术之所以非常具有魔力,正是由于它自身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面临乡村这种语境的时候,便起到了一个聚光灯的作用,并照到乡村社会与艺术自身发展的一些问题。就像那天在艺术节开幕第二天举办的理论高峰论坛中我所谈及的石节子美术馆一样。在石节子美术馆成立之前,很少有人关心那个小山村十几户人家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每天的信息如洪水猛兽般侵袭着我们的视野与大脑,更加无心关注如此偏僻的一个山村的故事。但是自从做“一起飞“这么一个项目后,国内外的艺术家、策展人等纷纷受邀来到这个小山村,与村民一起创作作品,展开一种人文式的对话。没过多久,石节子所处的乡、镇、县纷纷来到村里体察。就连中央电视台都把石节子纳入到其拍摄制作的”美丽乡村“节目了。这个山村的水、电、路等问题一下子全都解决了,而村民也都慢慢做起了艺术的营生。

  王东:对,我觉得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如新农村建设中的排污系统,经济拓展、能源的改换等问题。所以艺术着实犹如一盏聚光灯,作用生效后将社会的目光与关注引致其所聚焦之处,我觉得在这之后艺术就可以转为更加学术的研究了。自此之后的重要乡建问题,还要交给那些乡建专家、社会学家、鹿鼎娱乐科学家。通过他们的专业与努力,重新有效构建乡村的系统,促进中国乡建未来的发展。

  王东,何香凝美术馆策展人、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博物馆学、策展与观众”研究方向博士。致力于国内外当代艺术展览策划、批评、研究与国际交流。自2007开始,一直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的策划、批评与编辑,并以一种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持续关注当下极具批判性、实验性与边缘化的当代艺术和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不断在自身丰富的策展实践中重新审视策展的角色。试图找寻策展作为一种批评的话语应如何形塑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并由此形构一种文化公共领域,有效激发当代艺术的多元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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